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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转破产程序:制度理性及进路

文章来源:法学会   发表时间: 2017-07-11    点击量:

曹爱民

内容提要:

《民诉法解释》初步确立了执行转破产这一新的程序,标志着执行与破产程序的衔接机制趋于制度化,随着该制度的实施,将起到疏通执行与破产两个程序的关键作用。由于该项制度的影响,对于破产启动程序的架构,学界存在职权主义、职权辅助主义/半职权主义、申请主义的不同界说。本文坚守破产程序启动的当事人申请主义立场,认为执行转破产机制只是在申请主义前提下加入了执行法院对企业破产原因的发现作用,并将符合破产原因的被执行人移送破产,无当事人同意,则无执行转破产程序的运行,至此破产启动程序的基本架构并未动摇。在此视角下,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功能分野决定了两种程序的转换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能,执行不能构成破产原因的独立因素;面对当前执行乱局,执行与破产程序功能应当各自回归其本然,规范执行退出机制,在执行不能时及时完成向破产程序的转换。至于具体制度的完善,从债权人方面来看,应适当扩大法院释明或者建议的主体范围,逐步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从债务人方面来看,应当激励与惩戒并重。另外,对执行法院释明或者建议的效力予以赋定,对移送破产裁定的异议权及不予受理破产裁定的程序进行建构,以完善执行转破产程序相应环节的调控。(全文共9902字)

主要创新观点:

1.对执行转破产程序进行了理论建构。对于消解“执行难”和打破“破产法困境”,学界主要从执行转破产具体环节进行了较多的论述,本文从理论建构方面进行了思考。许多学者认为应当对我国破产启动程序架构进行重建,以职权主义或者申请主义之下的职权辅助主义取代现行破产法的申请主义,以打通执行与破产程序之间的通道,同时解决执行难和破产法落地实施的问题。本文恪遵法治主义,坚守当事人申请主义立场,在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功能分野的前提下,完善执行案件的退出机制,并将执行不能作为破产原因的独立因素,从制度入手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使执行转破产程序功能价值得以真正实现。

2.对执行转破产程序中的具体制度进行了构建。《民诉法解释》规定的执行转破产程序条文较为简单,实际操作性仍不强。本文从程序的执行端和破产端分别入手:完善执行不能退出制度,并严格规范参与分配制度,从执行出口方面进行规制;在破产程序的启动方面,针对当事人申请破产的消极心态,建立执行和破产信息披露、奖惩结合制度等,以激发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程序运行中的积极性。

以下正文:

引言

为化解困扰法院多年且备受各界诟病的“执行难”及企业破产法难以落地实施的困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法解释》)初步确立了执行转破产这一新的程序。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下称《纲要》),亦将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退出制度和执行与破产有序衔接程序作为完善执行工作的重要机制,以实现周强院长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承诺,凸显了这一制度的重要性。以上规定,标志着执行与破产程序的衔接机制趋于制度化,随着该制度的实施,将起到疏通执行与破产两个程序的关键作用。本文试图补缺拾遗,从执行程序和破产法基本理论的角度进一步展开探讨,并对制度的具体构建提出初步设想。

一、解构抑或坚守:执行转破产制度对破产启动程序申请主义思维的冲击

根据《民诉法解释》第513条的规定,所谓执行转破产程序,即指在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过程中,执行法院发现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具备破产原因的,经执行当事人之一同意,裁定中止执行并将案件移送相应有管辖权法院,从而由个别清偿转入债权人集中公平清偿的程序。该程序既是强制执行程序的终结,也是破产程序的开始,是连接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通道或者节点。

(一)执行转破产制度对破产启动程序的界说:申请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博弈

面对执行转破产制度的建立,我国破产启动程序架构是否应当重建,学界持不同的观点:

1.职权主义。认为《民诉法解释》的“执行转破产”制度规定的就是执行法院移送破产,兼顾当事人“同意”,鉴于移送破产的主体是执行法院,故而对启动破产程序采取的是法院职权主义,1)以此使那些本应通过破产程序处理的执行案件,能够及时予以解决。该观点的理论依据在于,破产启动程序的申请主义是适应市场化要求而确立的,一旦市场失灵,当事人不再主动申请破产时,国家有必要进行适度的干预,故很多国家和地区在采用申请主义的同时,并不完全排除职权主义。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机制还未健全的情形下,需要建立司法主导制度,法院在适当情况下可依职权启动破产程序。2)

2.职权辅助主义/半职权主义。该种观点的立足点在于执行转破产程序的条款结构为“同意+移送”,也就是说,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执行法院主动征得当事人同意(表现为释明或者建议)后,将执行不能案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移送破产,采取的是在尊重当事人私权处分基础上,辅之以职权主义模式,此即为破产启动的当事人申请主义之下的职权辅助主义。在该模式下,公权力当然可以合理地介入,但本质上释明权或者建议权的规则在于控制执行转破产程序中法官自由裁量的限度。3)也可以说《民诉法解释》实际确立了“半职权化”的破产启动模式,将司法适度干预与当事人同意启动破产相结合。4)

3.申请主义。《民诉法解释》规定的执行转破产程序对我国破产法确立的启动程序架构作了有限“突破”,也即在申请主义的前提下加入了执行法院对企业破产原因的发现作用,并将符合破产原因的被执行人转入破产程序,一体解决全部债权债务关系。但此程序是以执行当事人之一“同意”为前提,无当事人同意,则无执行转破产程序的动力来源,由此破产启动程序的基本架构并未动摇,仍然坚持了申请主义,未容所谓的职权主义置喙。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讲,这种模式已经或多或少地掺入了一定的法院职权主义色彩,但此种职权发现及移送并非启动破产程序的实质性元素,而仅仅是一个间接的“引力”和“推手”。5)而且“根据《民诉法解释》第514条的规定,执行法院的移送对受移送法院具有程序上的拘束力但没有实体上的拘束力。”6)破产法的私法性与当事人自治的价值追求必须得到尊重,在法治主义旗帜下,我们予以考量的重点仅仅是如何强化公权力在其中的引导作用而已。

(二)坚守破产启动的申请主义:我国破产立法传统

我国于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下称《企业破产法(试行)》),根据该法第7条、第8条的规定,债权人和债务人可以向法院申请破产。为弥补《企业破产法(试行)》破产主体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的不足,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特别规定了“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一章,适用于除国有企业以外的企业法人,亦规定破产程序的启动应由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向法院提起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条更明确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或民事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获悉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应当告知债务人可以向其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破产。……不申请破产的,不依职权宣告债务人破产。”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称《执行规定(试行)》)第89条规定:“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可以告知当事人依法申请被执行人破产。”也即在破产程序的启动上,法院止步于对当事人的释明或者建议。直至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称《企业破产法》)的颁布,我国破产立法的态度均采用当事人申请主义,“也就是说,我国实行的是绝对的破产申请主义,即破产程序只能由法定申请权人提出申请而开始,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开始破产程序。申请是破产程序开始的唯一依据。”7)

在破产法理论上,我国学者无人反对破产启动程序的申请主义,认为破产程序作为当事人自治主导型的债务清理程序,应当以当事人申请为必要。进而认为,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措施尚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破产欺诈现象泛滥的情况下,法院依职权受理破产案件,可能并非适当的选择。8)

(三)执行转破产程序的可逆性构造及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非职权主义的立场

1.审查受理主义:我国破产开始程序特殊构造对执行转破产程序的决定性影响。“我国的破产程序开始制度,实行的是破产申请审查受理制,而不是当然受理制。”9)在该模式下,当债务人具备破产原因,经申请人申请,法院在进行形式甚至实质审查后,决定是否受理债务人破产,也即法院决定受理是破产程序真正启动与否的标志。《民诉法解释》对执行转破产程序的设计也遵循了该模式,执行法院对被执行人企业是否符合破产条件只是“初步判断”,而受移送法院接受案件后仍然按照破产法的标准进行审查判断。如果受移送法院不受理破产,则案件将按原渠道予以退回,执行程序恢复,也即该程序是可逆的。故执行法院移送案件,并非标志着破产程序的开始,只有在受移送法院经审查后决定受理破产案件时,才会启动对被执行人的破产程序。这一程序构造尊重了《企业破产法》的程序规定,也符合立法法关于司法解释的原则。

2.当事人主义:执行案件“出口”或者破产程序“进口”的选择。《企业破产法》设计了“一个大门,三个小门”程序结构,将破产清算、和解、重整三个程序统称为“破产程序”,使用了所谓的“大破产”概念。10)《民诉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执行不能案件转破产时应进入破产清算、和解、重整中哪个程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理性经济人,逐利性决定了每一个申请执行人以及被执行人,都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来选择其行为模式。特别是基于破产法的性质,破产程序实质上是在公权力监督下的债权人自治程序,目的仍在于对私人利益的法律保护。破产法的私法属性衍生破产启动程序的程序处分原则,应由执行不能案件的当事人对破产程序自由选择。由此,执行不能转破产的信用风险将构成市场交易的道德风险,是理性债权人、债务人自主选择所应承担的成本。

3.职权主义立场缺乏理论上的恰当性。近几年来,针对消解“执行难”和“破产法困境”的焦虑,有相当多的有影响的学界和实务界人士呼吁建立由法院依职权将执行不能案件转入破产程序制度。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论调。首先,这一主张违背了司法被动性的原则,对此不予赘述。其次,依职权论预设的前景是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权利,或者解脱债务人对无限追债的困境乃至社会利益目标的维护,然而却是以对当事人私权的肆意侵入为代价的,并不能对该依职权行为提供正当性依据。再次,在执行当事人反对而不仅仅是不同意的情况下,如果依职权将执行案件转入破产程序,一旦出现当事人拒绝申报债权和参加债权人会议时,法院很难将破产程序“自导自演”下去,如此必将有损法院已经非常脆弱的公信力。最后,《企业破产法》不能落地实施的深层原因在于制度、环境与观念的制约,在法院本就对破产案件的受理存在消极情绪的状况下,决定了由法院依职权启动破产程序的理想将是“空中楼阁”。

二、异质却殊途同归:执行转破产程序的制度价值

(一)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功能分野决定了两种程序的转换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能

债务人的财产是其全体债权人所有债权的总担保,原则上,各债权人均得以债务人的财产获得债权之清偿。11)在债务人财产能够清偿全部债务,也即资能抵债时,强制执行程序能够满足债权实现的效率,债权人可以优先适用该程序实现其债权;而一旦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公共鱼塘”效应凸显时,破产程序就显示出其公平清偿债务的优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认为:“破产程序可以使有关债务企业的诉讼执行案件一体得到解决,破产程序是解决执行难、遏制执行乱现象的重要措施。破产程序可以同时公平清偿其他债权人,是运用法治方法和法治思维解决执行难瓶颈的有效途径之一。”12)由此,两大程序制度对债务清理功能虽然相异,但却有殊途同归之效。

(二)执行不能构成破产原因的独立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下称《破产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经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的,应当认定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执行不能”构成破产原因的独立因素。所谓执行不能,一般认为是在执行程序中,法院采取各种执行措施后认定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在我国现行法制语境下的执行退出机制中,执行不能既是被执行人的破产原因,更应当是执行程序的逻辑终点。我国的现实是,由于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角色和功能的错位,导致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同时运行不畅。一方面,大量执行案件沉淀下来,形成“堰塞湖”现象;另一方面,破产法却迟迟不能落地实施,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年年下降,令诸多学者对《企业破产法》实施效果的预测大跌眼镜。构建执行转破产制度,将执行不能作为破产原因的独立因素,从而适时开启破产程序大门,成为破解上述困境的可选路径之一。

(三)“分道扬镳”:执行与破产程序应当各自回归其本然功能

执行与破产程序虽然具有同源性,都是由公权力介入清理债权债务的制度、机制,但两种程序毕竟性质不同,功能相异,应该坚守其各自发挥作用的边界。然而,破产案件“混迹”于执行程序是中国司法领域的一个有趣现象,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执行难”局面。从本质上讲,执行难应当是指有履行能力的案件,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执行的情形。实际情况是,在难以执行的案件中,很大部分被执行企业法人已经资不抵债,也就是说无财产可供执行,应当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对债权债务一体清理,却迟迟不能启动破产程序,应当破产的企业没有及时破产成为“执行难”的主要原因,这是我国民事执行的“奇观”。“现代社会破产法存在的理由是处理多个债权人的协调问题或集体行动问题(collective actionproblem),两个或者多个债权人的存在是破产法存在的前提。”“执行法官经常借鉴破产法中的做法,来处理执行中的优先权或者债权分配顺序问题。”而且有时“看到执行法官在实际承担重组或者管理责任的角色。”13)

谚曰:“凯撒的归凯撒,罗马的归罗马。”不同的社会问题应当由不同的立法来面对,同理,不同的立法解决的是不同的社会问题。在被执行人发生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只要其具备破产主体资格,围绕债务人的债权债务清理就应当通过破产程序解决,这是最基本的法制要求。14)面对当前执行乱局,应当规范执行退出机制,在执行不能时及时完成向破产程序的转换。因此,“执行转破产的本意在于让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各司其职,互动共生,而不是给执行程序的压力作为一个宣泄口。”15)同时,在个案中适用执行转破产程序时,应当严格遵守法定条件,不得单单为了解决所谓的“执行难”率性而为。

三、思维与制度架构:执行转破产程序的进路

执行转破产程序是执行与破产两大债务清理程序的连接通道或环节。从程序的结构来看存在两个维度,即执行的终结与破产程序的开始,在此的关键是制度性思维的坚持。

(一)坚守破产启动程序的当事人申请主义制度理性

《民诉法解释》勾勒出了我国执行转破产程序制度的轮廓,是对以往制度和机制的突破。笔者认为,在第513条中所谓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应视为法院在发现被执行人具有破产原因时对当事人的释明或者建议,并无超出当事人意志之外的含义。“自愿破产和私权启动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破产程序启动所普遍采取的立法模式,政府或法院无权依职权启动对特定债务人的破产程序。”16)破产实务界多数观点亦坚持以申请启动为原则,在出现破产原因时法院予以释明,由当事人主动申请破产,17)对依职权启动破产程序持慎重态度。

但是基于实践的验证,该制度的实施确实不尽人意,亦存在被束之高阁的危险。究其原因,症结所在应当还是制度本身的问题——我国破产程序开始的申请审查受理主义。纵观世界各国破产法的规定,大多以破产申请的提出为程序启动的标志,典型的如美国,“自愿破产申请的提出可直接产生破产程序开始的效力。”18)在英国,“如果法院发出了清算令,清算视为自提交申请时已经开始。”19)因此,在坚持申请主义的同时,应当坚定当事人主义思维,而不必径向职权主义寻求突破。

(二)完善执行案件的退出机制:程序转换的前提

执行转破产程序的落脚点在于启动破产程序,而其前提则必然着眼于执行案件的退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执行不能:执行案件退出的主要原因。当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执行权依法、无瑕疵地推进到某一客观状态,确实存在债权人的权利实现不能时,债权人的私权过分责难国家公权,将民商事主体自身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因选择交易对象不当或者判断失误的过错转嫁给国家公权是不合理的。20)在构建我国执行法律体系时,应当将执行不能作为案件退出的主要事由,并明确在此情形下,除破产程序外债权人无其他程序救济,以解决破产申请“原动力”不足问题。

2.执行参与分配制度的严格适用。参与分配制度的价值在于在积极行使权利者之间实现债权的平等清偿,实质上是个别执行功能与债权平等价值之间实现平衡的制度。而我国参与分配制度的实质却定位于弥补有限破产主义的缺陷,在公民和其他组织资不抵债时,为各债权人提供一条公平受偿的途径。21)因参与分配制度功能定位的混乱和异化,在适用中不仅未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并且有将适用主体扩大到破产主体也即侵蚀破产法领域的强烈倾向,几乎将参与分配制度打造成一个“准破产程序”。“正是由于对企业法人扩大适用了参与分配制度,加剧了执行积案与‘破产法困境’的问题。”22)故在目前,应当严格控制参与分配制度适用的主体,即只有被执行人为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公民或者其他组织才能适用该制度清理债权债务。

为弥补参与分配制度在债权平等价值层面的不足,学界呼声最高的解决方案就是实行一般破产主义,赋予个人和非法人组织破产能力,23)彻底厘清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功能分野,进而促使执行不能时,基于债权平等原理将案件转入破产程序,为所有债权人创造一个获得公平受偿的机会。

(三)破产启动程序的机制变革:制度进路的关键

1.《民诉法解释》第516条倒逼条款作用的有限性。《民诉法解释》第516条被视为“通过执行程序中对企业法人‘优先原则’的适用,来实现‘倒逼’不能受偿的债权人申请破产的目的。”24)然而,笔者对该条款的实施效果存疑。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是触发债权人对适格市场主体申请破产的“激情”,然而从世界各国破产程序启动的实际来看,债权人提起申请的热情并不太高,所占比例非常低,25)看似普遍陷入了债权人申请破产的“困境”。

2.债权人启动破产程序机制的完善。破产法肇端以降,债权人自应是天生的破产申请主体。因此,在执行转破产程序中首先应当完善对债权人“同意”被执行人破产的机制:

(1)适当扩大法院释明或者建议针对的主体范围。也就是说,执行法院在征求意见时可以不限于申请执行人,那些仍在诉讼中的债权人,只要债权人之一有同意转破产的,执行法院在听证后即可启动该程序。

(2)逐步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利用执行及破产信息平台,适时将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措施、所查明的债务数额、已经确认的债权人人数及所代表的债权数额等信息通过一定形式进行公开,使得其他债权人可以及时了解被执行人的状况,对自己债权的受偿率有一个预期值,从而可能促使其主动申请破产。

3.债务人启动程序机制的重构:激励与惩戒并重。为弥补程序设计对债权人(申请执行人)激励不足,则应将目光投向债权债务关系的另一端——债务人(被执行人)。通过对《企业破产法》条文的解读可以发现,申请破产是作为债务人的权利予以规定的,“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由此可能导致债务人申请破产的随意性。“行之有效的自愿破产制度不仅需要法律赋予债务人主动提出破产申请的权利,而且要求其他制度与之配合,能够从制度构建上对债务人的行为进行疏导,使之发挥积极的作用。”26)基于此种认识,即应从激励和惩戒两方面来构建合理的机制,促进被执行人适用程序转换的能动性:

(1)惩戒:增加债务人及相关人员的义务和责任规定。法律应当科以债务人以及股东、董事、监事、实际控制人等在企业濒临破产情形下,负有申请破产的义务和责任,如果违反规定,则应对债权人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直至按照破产犯罪予以处理。这在公司法域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规定,相关法律之间应当相互衔接和协调。

(2)奖励:对债务人的免责优惠。对经执行法院询问而同意破产的诚信债务人(包括债务人相关人员),可以享有破产程序完结后法定的免责优惠,鼓励被执行人在执行转破产程序中的主动性。

(四)重构执行转破产程序环节的具体制度

1.执行法院释明或者建议的效力赋定。囿于破产法的申请主义立场,《民诉法解释》并未赋予执行法院对转破产的释明、建议以强制的效力,这在坚持当事人主义的立场方面没有问题。但如此“柔性”规定在没有相应的配套法律体系做“背景”的情形下,难说其有什么现实意义。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当事人必须对执行法院的释明和建议作出书面答复,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破产责任或者即行裁定执行结案,也即赋予执行法院对执行转破产程序的释明或者建议一定的法律效果,促使接受主体予以慎重对待。

2.对移送破产裁定异议权的规定。在执行程序中,不同申请执行人的执行利益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如果移送破产程序处理,有可能对某些当事人的利益造成较大的影响(如申请执行人的首封优先权、被执行人的人格存废等)。根据权利救济原则,应当设置当事人异议救济程序。另外,鉴于执行转破产制度涉及的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层次性等,可以设立听证程序,对转破产程序的重大问题进行充分论证。

3.不予受理破产裁定的程序限定。执行转破产程序可能因当事人不同意而不能启动,也可能在移送破产后,因受移送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而“失败”。在前一个原因下,当事人可以自己承受其选择的后果。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当事人已经对程序的进行付出了一定的成本,但在破产程序不能启动时却缺乏救济机制。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破产申请时,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这也是破产程序中当事人仅有的两项可以行使上诉权的裁判事项。执行转破产程序应当增加规定同意移送破产的当事人对受移送法院不予受理裁定享有上诉的权利,因为程序设计的初衷即是将当事人的同意视为申请破产,所以从权利平衡的角度来讲,赋予当事人上诉权也是程序设计的应有之义。

结语

《纲要》要求建立执行与破产衔接机制,充分发挥破产法律制度消化执行积案、缓解执行难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也明确强调:“作为一种概括执行程序,良好的破产制度既是对全部债权的强制执行,又是对债务人的一种强烈威慑机制,能够发挥分流执行案件、缓解执行难题的重要功能。”27)笔者认为,执行转破产程序除了具有消解执行难、化解“破产法困境”的作用外,还有其独立的功能价值,它打通了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通道,特别是在观念上有利于破产法思维的普及,切实发挥破产法作为“经济宪法”的积极作用。

附件:执行转破产程序司法解释相关条款建议稿

第一条  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执行法院可以向申请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释明,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在指定的期限内书面同意,应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还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的,仍在诉讼过程中的债权人,可以参照第一款执行。

被执行人属于企业破产法调整的其他组织的,适用第一款的规定。

第二条  债权人在同意移送破产审查书面意见中可以选择适用破产清算、重整程序,债务人可以选择适用破产清算、重整、和解程序。

第三条  执行法院裁定移送破产审查时,应当由执行机构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必要时,合议庭可以召集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其他债权人及相关人员进行听证。

第四条  执行法院应当在作出移送破产审查裁定之日起五日内送达相关当事人。不同意移送的当事人,可以在收到裁定之日起七日内向执行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五条  受移送法院应当自收到执行案件相关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受理或者不受理破产案件的裁定告知执行法院,并送达相关当事人。

同意移送破产审查的当事人对不受理破产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受移送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至破产宣告前,经审查发现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的,可以裁定终止破产程序,并告知执行法院,裁定书同时送达相关当事人。同意移送破产审查的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六条  执行法院应当通过执行或者破产信息平台,适时将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情形的被执行人企业的注册、财产、执行措施以及所查明的债务数额、债权人人数及数额等信息以适当方式予以公开。



1于跃东:《对符合破产条件企业法人之执行路径分析》,载《山东审判》2015年第5期(第31卷总第226期),第76页。

2王欣新:《破产与执行程序的合理衔接与转换》,载王欣新、郑志斌主编:《破产法论坛(第九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3张晓红:《执转破衔接视角下“僵尸企业”的处置之道》,载《中国审判》2016年第8期,第56页。

4徐建新、汝明钰:《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机制的实务探索》,载《人民法院报》20156108版。

5曹守晔、杨悦:《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与协调》,载《人民司法˙应用》2015年第21期(总第728期),第2324页。

6谭桂秋:《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机制的理论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156108版。

7李国光主编:《新企业破产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8邹海林、周泽新:《破产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9王卫国:《破产法精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10李永军、王欣新、邹海林:《破产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11江必新主编:《强制执行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686页。

12《依法开展破产案件审理稳妥处置“僵尸企业”——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载《中国审判》2016年第8期,第41页。

13唐应茂:《为什么执行程序处理破产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月第45卷第6期,第1314页。

14中国破产法论坛组委会:《中国破产法的困境与出路——破产案件受理数量下降的原因及应对》,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商事审判指导》2014年第1辑(总第37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页。

15任建坤:《互动共生: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机制研究》,载贺荣主编:《司法体制改革与民商事法律适用研究[下]——全国法院第26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893页。

16齐明:《破产法学:基本原理与立法规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17徐根才:《破产法实践指南》,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18[美]大卫˙G˙爱泼斯坦等著:《美国破产法》,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19[英]费奥娜·托米:《英国公司和个人破产法(第二版)》,汤维建、刘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

20张工:《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结案问题探析》,载《执行工作指导》(2009年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4页。

21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295页。

22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3页。

23齐树洁、陈洪杰:《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冲突及其协调》,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总第181期),第111页。

24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4页。

25如美国,由债权人提出清算申请的不足0.5%。潘琪:《美国破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26王柏东、张守国、程立:《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博弈与双赢——以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的缺位为视角》,载王欣新、尹正友主编:《破产法论坛(第七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3页。

27江必新:《标本兼治破解执行难逐步实现执行体系和执行能力现代化》,载《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10期(总第741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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